田享華/第一財經日報2009.12.31
俞智淵律師正打算換一輛30萬元的新車，這不是追求享受，而是一名試圖從事較為高端法律服務業的律師所必需的裝備。而在三年前，這名“80后”律師還在拿著700元的底薪四處奔波，尋找案源。
作為“80后”律師群體的一員，俞智淵生于1981年，明年虛歲便是三十。在進入2010年時，他正勾畫著自己的“而立”宏圖。還有源源不斷的“80后”加入到律師這個群體。
支教歸來做律師
俞智淵200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法學院，剛畢業就參加了共青團中央、教育部等多部門聯合主辦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俞智淵通過公開招募、自愿報名、組織選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最終成為云南文山州硯山縣的支教教師。
硯山縣位于云南省東南，因縣城附近“山勢頗秀，其形如硯”而得名，雖然此地風光不錯，但也是國家級的貧困縣。2004年7月到2005年7月，俞智淵就在這兒的硯山二中教書，每月拿著600元的津貼。
“我選的是教語文，但是到了當地就被調劑到教英語。”俞智淵坦言當地的英語教學水平非常之低。他所教的高一，居然不少學生連26個英文字母都無法背全。他只好把初一的知識教一遍，其后為了趕進度，也只好勉強提速上去。他能做的就是培養孩子們對英語和外面世界的興趣。
不過，在此支教一年，對于俞智淵來說，收獲最多的是對社會現實的理解。事后他也在反省，因為他收到過學生的來信說，在遇到俞老師之前是無憂無慮的，但是經過老師的啟蒙之后，發現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卻又難以企及那樣的精彩，徒增了不少痛苦。這一度讓俞智淵有些自責，或許是覺得教育是一項過于宏大的事業，他能做的就是一事一例地去改變。于是身在云南的他，同時也在準備司法考試，而且順利通過。
支教回來，俞智淵就到了上海申海律師事務所，在此一共待了兩年。其間，他拿到了律師執照，對于這段歲月，他坦言受益良多。尤其是2007年，他作為實習律師去青浦培訓，并在舉辦的模擬法庭上表現出色，拿了頭獎。對于剛入行的律師而言，最欠缺的就是案源，還有就是老師的帶教。而在這里，他收獲頗豐，有了許多同路人，也有了職業的歸屬感。
執業之初要“吃苦”
從俞智淵的經歷可以看出，“80后”從事律師職業的群體也有一些明顯特點。
主持多年青年法律人沙龍的資深律師斯偉江，告訴CBN記者：“‘80后’律師的特點是：工作前，教育好，吃苦少；工作后，競爭激烈，收入少，吃苦多。”
像俞智淵這樣的青年律師，起步是比較難的，大部分人開始都從授薪律師做起。而這樣的收入一般是較低的，即便在上海，通常也只是一兩千元一個月，難有其他收入，所以新律師最初一兩年是過得相當辛苦。
此前，上海律協曾經做過一份“青年律師生存狀態調查”，該調查結合問卷與訪談形式進行，對全市49名35歲以下的青年律師進行了調查，受訪律師中有一半律師年收入在1萬至5萬元，34.9%的律師收入在5萬至10萬元，13.9%的律師收入在10萬元以上。
從這可以看出，這個階段，新律師的同齡人或者那些沒有從事律師職業的同學，收入基本上都會比他們高。現在的就業環境下，法學院學生也沒有多少挑三揀四的籌碼，但少數極優秀的畢業生除外。
其實，律師這個行業最需要“師傅領進門”。依靠“80后”律師自身成長起來，是需要長時間的積累。這就意味著，年輕律師必須經受起這點考驗，CBN記者也了解到有年輕律師過得太辛苦以至于放棄執業。
俞智淵是經歷四年多的打拼，換了四家律所，幾乎做過所有類型的案件。這幾年，他代理了不少頗具代表性的案例，比如上海首例不動產預告登記案；“雙跳燈”黑車行政處罰案；萬州出租車案等。
其中不少也是公益訴訟或法律援助案件，他作為律師的開銷都是自費，更不收當事人的錢。這些案件也不是常以勝訴收尾，也有敗訴和調解結案的。
盡管公益訴訟或者法律援助案件非常艱難，勝訴不易，甚至立案都很難，但是，這個過程對于新律師的鍛煉相當充分。在執業的四年中，俞智淵感覺得到認可的還是兩件事情，有一件案件敗訴了，但是客戶在遇到下一個官司的時候，還是來找他；還有一件就是訴訟對方的當事人在下一個官司的時候找到他做代理。“這就說明在庭上庭下的表現獲得了認可。”俞智淵深知這種認可來之不易。
現在的俞智淵已經成為提成律師，收入上已經成為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年創收可以達到40萬元（律師個人收入從中按比例提成）。再回顧此前經歷的種種，他認為“律師生涯開始階段的‘吃苦’很重要，要堅持下去”。
困惑與方向
“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比較大。”斯偉江一點不諱言，盡管他對“80后”律師還是很滿意的。
這個群體中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的執業方向，律師職業幾乎要面對社會的方方面面，每一個領域與專業都有足夠大的空間讓一個律師遨游。但是哪一個才是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呢？俞智淵也曾有這樣的困惑，盡管他自己也明白：不要過早確定方向，要在實踐中尋找方向。
中華全國律協副會長呂紅兵如此看待這個問題，他告訴CBN記者，“80后”律師正好碰到了一個法律服務市場相對完整的時代，機會更多。而上世紀60年代中期生人的呂紅兵，在他作為律師三十而立的時候，法律服務市場還不太完整，案件類型都非常局限。“不過，‘80后’律師也就此失去了爆發式增長的可能，沒有了許多開創性的空間。”
呂紅兵27歲便擔任律師事務所主任，占領了證券法律業務的一塊高地，現在擔任我國第一家律師集團事務所的首席執行合伙人，其法律團隊成員多達千人，在2008年其從事證券法律業務以及參與中小企業板IPO項目數排名都名列榜首。而這些業績，在呂紅兵看來都是肇始于三十而立時的“逐鹿中原”，率先開拓的結果。
但呂紅兵認為，現在“80后”的年輕律師比他們當初具備更為全面的素質，這不僅僅包括法律的基本素養，還有外語能力，還有豐富的個性——這是律師職業最需要的特點。
當然，呂紅兵也發現了“80后”律師存在的一些缺陷，比如眼高手低、不愿意吃苦。“不少年輕律師看到現在已經較為成功的老律師，有著風光體面的生活，通常容易顯得急功近利，甚至幻想一夜暴富。”呂紅兵認為他們沒有看到這些老律師當年奮斗的辛苦，所以他建議“80后”律師心態上應該更加平和，行為更加堅韌。“‘80后’律師群體中，已經有10%左右的人開始走向優秀律師之列，雖然‘80后’律師成為律所合伙人的人數還很少，但是未來兩三年會涌現出大量‘80后’合伙人。”
或許用不了幾年，俞智淵就會成為第一波“80后”合伙人。因為現在的他，已經不再彷徨，他已經確定自己的方向，就是成為一名海商海事律師。上海正在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人才一直是“兩個中心”建設的短板，除了金融人才，高端法律人才也很欠缺。這可能是另一個值得逐鹿的“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