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潤頻/《四川日報》2013年12月12日
“12•8”成自瀘高速較大交通事故發生后，因推動“醉駕入刑”而聞名的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再次呼吁，盡快將客貨運車輛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行為納入“危險駕駛罪”。
“三超”肇事致人死亡最多，處罰力度不足
從2010年推動“醉駕入刑”開始，多年來全國政協委員施杰將提案重點放在了交通安全方面，并在每年全國“兩會”上連續提出相關提案。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施杰又提出關于盡快將客貨運車輛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行為納入“危險駕駛罪”的提案。
“公安部門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共處罰機動車超速行駛9137.7萬起，貨車超載260.1萬起，客運車輛超員載客18.3萬起。當年全國因超速行駛、超員、超限超載導致的事故死亡人數占總數的14.4％，是肇事致人死亡人數最多的交通違法行為。”
客貨運車輛超速、超員、超限超載等違法行為危害巨大，為何屢禁不止？施杰認為，固然有客運企業監管責任不落實、客車安全性能亟待提高、駕駛人素質和安全意識不高等方面因素，但現行法律對客貨運車輛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等違法行為的責罰不相當、違法成本過低，是造成違法行為屢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施杰介紹說，美國法律中，對嚴重超限超載的可判處多達1年以上的監禁。韓國法律規定，對超限駕駛者或強迫駕駛員超限運營者，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但我國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對客貨運車輛嚴重超員、超限超載行為的處罰是最高處以2000元罰款，對嚴重超速行為最高處以2000元罰款，可以并處吊銷機動車駕駛證。“處罰力度明顯不足，無法達到震懾危險駕駛行為的目的。”
“三超”入刑最大障礙，在于破除利益干擾
綜合借鑒我國治理“酒駕”的成功經驗和其他國家做法，施杰建議，修改現行法律或者制定司法解釋，將客貨運車輛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等嚴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為納入刑法，依法追究駕駛人的刑事責任，進一步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治力度，健全治理嚴重交通違法行為長效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道路交通事故。
施杰表示，今年全國“兩會”后，這件提案被轉交到了全國人大法工委，但最后沒有列入今年的立法項目。施杰認為，一方面，不能因為短期的、眼前的個人或小部分群體的利益，就放縱違法行為發生；另一方面，通過層層分包、超載超限來產生利潤，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加大刑法處罰強化法律震懾作用之后，客貨運市場會在成本倒逼下，進行自動調節，比如壓縮中間的分包環節以減少運輸成本等，最終進行整個市場的規范，也是對客貨運司機等“終端”群體的保護。“政府相關部門或相關行業的配合也非常重要，需要他們清理調整運輸流程中的不合理稅費，為運輸行業減負。”
施杰認為，生命經不起等待，凡是涉及到生命安全的立法建議，應該排除利益方的干擾，優先納入立法考慮，縮短立法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