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律師》2014年第4期 / 作者：秦石

      2013年，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施杰繼任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并分別擔任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委員、民進中央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委員。身兼數職的施杰大幅縮減自己的律師工作時間，以便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委員履職中去。回顧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歷程，施杰坦言，壓力、責任，甘苦自知。

      參政議政，通過提案來建言獻策，是政協委員的核心職責和任務。作為進入國家最高參政議政殿堂的四川律師第一人，施杰在上一屆全國政協的5年間先后向大會提交近57份提案。身為律師，法制（治）建設自然是施杰關注的重點，但作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在平時的生活工作中，施杰習慣對現有的社會問題進行反思，反思現有的制度和法則。因此，他的提案內容涵蓋了法制建設、行業發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網絡安全、災后重建等多方面。讓施杰感到欣慰的是，提案全部都得到了相關部門的實質性響應，其中已有多個得到了實質性貫徹。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施杰準備了《關于整治客貨運車輛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行為的提案》、《關于我國訴訟法中設立禁制令制度的提案》、《關于推進單眼駕駛合法化的提案》和《關于取消限制律師查詢企業工商登記檔案有關規定的建議》等20個提案和建議。“其中有些提案是重提的，我覺得政協委員必須具備一種較真的意識，只要是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只要是對人民群眾有利的，就應當執著地做，要有‘未見成效誓不休’的韌勁。”他說。

      談到今年提的《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完善的提案》，施杰說，我國審判委員會制度是一種特有的司法審判運行體制，通過承辦法官的書面匯報來對案件進行裁決，初衷是約束法官個人的恣意，防止法官權力的濫用。然而，審判委員會制度延續和發展到現在，已經不符合現代司法審判的精神和原則，存在諸多問題，亟待改革。

      施杰認為，審判委員會制度違背直接審判和審判公開原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很大程度上受到“領導意志”的左右；對于什么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審判委員會制度也阻礙了錯案責任追究。因此，他建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第一，從性質和職能方面，建議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把審判委員會定性為一個業務指導和咨詢機構。一方面，實現審判委員會從過多直接審判案件向更多進行審判業務指導轉變。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法律有其本身的滯后性。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審判委員會及時總結審判經驗，研究審判工作中根本性、全局性、宏觀性的問題，研究法律背后的立法精神，對法律作出精準的理解，把握法律適用的原則問題，從而能夠更好地指導審判實踐。另一方面，明確審判委員會不得直接和主動地干預合議庭或者法官對個案的審理。如果合議庭或者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遇到疑難問題的，可以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但其針對個案的決議不具有約束力，合議庭或者法官只是作為參考。

      第二，從成員的構成方面，審判委員會應該剔除成員的“行政性”，更加注重成員的“專業性”。審判委員會成員應當是專業的法官，具有審判案件、研究法律的業務能力和業務素質。建立完備審判委員會成員選任機制，建議在《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中規定審判委員會成員的任職資格，審委會成員必須是從事過審判實踐的法官，從學歷、擔任法官的年限及審判案件的質效等方面作出明細化規定。即使是法院的行政領導，不具備選任條件，也不得作為審判委員會成員。可以采用競爭性遴選，只要具備條件的法官都可以參加競選，讓不符合條件或者不稱職的審判委員會成員退出審判委員會。

      第三，從程序方面，建議由各自擅長自己業務領域的審判委員會成員在審判委員會之下建立民事、刑事、行政等專門委員會，將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根據所涉領域的不同交由相應的專門委員會直接討論。雖然審判委員會或者專門委員會的決議只是一個參考，不再對合議庭和法官具有絕對的約束力，但是多少會對合議庭和法官產生一定的影響，進而間接影響對案件的裁判。因此，有必要規定在案件提交討論前公開參與相關案件討論的審判委員會成員信息，并適用回避制度。同時，必須在決議上詳細記錄參加成員的觀點、意見，分清責任，以備日后查詢。

      第四，在《人民法院組織法》中增加非常任審判委員會成員制度，從法學研究者、法律工作者中選聘。規定從事法學研究或者法學教育工作達一定年限，具有相當學位的法學研究、教育工作者以及從事法律實務一定年限，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法律工作者可以選聘為非常任審判委員會成員。當專門委員會討論提交的案件時必須隨機地邀請熟悉相關業務領域且與所討論案件沒有利害關系的非常任審判委員會成員參加。一方面，可以監督審判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可以發揮這些專家學者的優勢，為案件裁判提供智力支持，提高法院裁判案件的質量。